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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农工民主党历史简述

来源:  时间:2015/11/12 9:46:08  阅读次数:723

  

  中国农工民主党至今已有近七十三年历史,自成立以来,经历艰难曲折、不断发展的道路,与中国共产党风雨同舟、荣辱与共,无论在民主革命时期,还是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都做出了重要贡献。

  一、酝酿组党

  1927年,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实行反共、“清党”之后,武汉的形势日益险恶,第一次国共合作所形成的轰轰烈烈的大革命运动,出现严重的危机。5、6月间,武汉政府一部分坚持革命三民主义和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的国民党左派领导人宋庆龄、邓演达、彭泽民等“相约集合同志”,为继承孙中山的遗教而奋斗到底,并拟议组织新党,继续领导中国民主革命。组党之议伊始,汪精卫于7月间继蒋介石之后背叛革命,实行“分共”,大肆逮捕、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失败。

  1927年11月,宋庆龄、邓演达等人在莫斯科以“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的名义,发表了《对中国及世界革命民众宣言》(即《莫斯科宣言》),号召在孙中山精神领导下,团结被压迫被剥削的革命民众,向一切反动仇敌进行斗争。在《莫斯科宣言》影响下,国内一部分国民党左派人士和一部分脱离了组织关系的共产党人,以及一部分爱国知识分子,如谭平山、章伯钧、张曙时、朱蕴山、郑太朴、李世璋、季方、邓初民、马哲民等数十人,于1928年初在上海以“中华革命党”的名义草拟了《党纲》、《政纲》,并先后在上海、江西、北平、天津、四川、江苏、安徽、山东、福建等省市秘密进行组织活动和政治活动。主要在大中学校发展组织,成员有千余人。出版《突击》、《灯塔》周刊,宣传反帝反蒋。从1928年初至1930年春,党处于萌芽状态,没有正式建立组织。外界则以“第三党”称之。

  二、成立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高举起抗日反蒋的旗帜

  大革命失败后,中国进入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蒋介石集团在帝国主义、封建势力和买办资产阶级的支持下,在南京建立了对外依靠帝国主义,对内代表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利益的反动统治;同时,中国共产党毛泽东、朱德等领导人开辟革命根据地,举起了武装的革命反对武装的反革命的大旗。为中国人民的革命斗争指出了一条正确的道路。

  1930年5月,邓演达从国外秘密回到上海。他回国后,即开始了紧张的组建新党的工作,着手讨论制定党的纲领,积极联络同志,筹建党的中央机构。经反复争议,多数同志同意新党的名称仍为《莫斯科宣言》中提出的“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8月9日,邓演达在上海主持召开了第一次全国干部会议。出席会议的有来自十个省区的代表30多人。会议通过了党的纲领《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政治主张》,提出反对帝国主义,肃清封建势力,推翻南京反动统治,建立以农工为重心的平民政权,通过国家资本主义进入社会主义的政治纲领。会议选举邓演达、黄琪翔、彭泽民、章伯钧、季方、郑太朴、罗任一、朱蕴山、李世璋、丘哲、郭冠杰等25人为中央干部会干事,推举邓演达为总干事;决定了中央机关各职能部门的名称和负责人,中央机关设在上海爱麦虞限路159号。8月10日,中央干部会发出第一号《通告》,宣告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正式成立。

  一干会议以后,陆续建立了一些地方组织。中央区:包括上海、南京、江苏、浙江、安徽五省市;北方区:包括北平、天津、河北、山东、山西、西安、兰州、绥远、察哈尔等九省市;南方区:包括广东、福建、江苏、湖南、湖北、四川六省和香港地区。成员有两千余人,主要是文教界人士和青年学生,还有一些军政人员和工人农民。临时行动委员会大力开展了宣传工作、组织工作和军事工作。创办了中央机关刊物《革命行动》和《革命行动日报》,并拟定了以江西为中心的武装起义计划,为从军事上推翻蒋介石的反动统治做准备。

  1931年8月17日,邓演达因叛徒出卖而被捕,11月29日被蒋介石杀害。邓演达被捕给临时行动委员会的各项工作带来极大影响。组织遭受严重破坏,武装起义计划亦未能付诸实施。

  “九·一八”事变后,蒋介石卖国残民的嘴脸更加暴露。此时,正是临时行动委员会处境极为困难的时候。但党的干部和成员没有屈服,他们重振组织,继续战斗,提出了“倒蒋抗日”的政治纲领,积极参加了上海“一·二八”淞沪抗战和察绥民众抗日同盟军的抗日行动。特别是1933年下半年,积极策动和参加了在中国革命史上具有重大意义的旨在反蒋抗日的福建事变,写下了历史上光辉的一页。

  三、改组为中华民族解放行动委员会,坚持抗战民主团结

  1935年,日本帝国主义制造“华北事变”,加紧了侵略中国的步伐,中华民族危机日益加深,而国民党政府却继续实行不抵抗政策,把大片国土拱手相让。在民族存亡的危机关头,中国共产党于8月1日发表了《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即《八一宣言》),指出:由于日本帝国主义的疯狂侵略和国民党政府的投降卖国政策,中华民族亡国灭种大祸迫在眉睫。号召全国各党派、各界同胞和各军队,停止内战,一致抗日。临时行动委员会负责人黄琪翔、章伯钧、彭泽民等深受鼓舞,他们认识到:要革命,就要联合中国共产党;共产党是革命的力量,斗争的主力,但也还要各方面的力量去配合行动。确定了“抗日是我们的中心工作,一切应该服从抗日”的原则。依据上述原则,临时行动委员会于1935年11月10日在九龙召开了第一次临时代表会议(后改称第二次全国干部会议),出席会议的有章伯钧、彭泽民、丘哲、彭泽湘、郭冠杰等二十余人,为适应已经变化了的形势,会议决定将党的名称改为中华民族解放行动委员会,通过了《临时行动纲领》。会议集中讨论了当时中国的政治形势及恢复党的组织问题,从而使党的工作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会议选出中央临时执行委员会委员19人,推选黄琪翔为总书记。会议通过的《告同志书》确定以“抗日、联合、反蒋”为党的总方针,决定在北平、上海、广州建立华北、华东、华南三个大区机构,领导有关省市迅速恢复和发展组织,积极开展抗日救亡活动。中华民族解放行动委员会的中央机关设在香港跑马地。

  1935年底,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北平爆发了“一二·九”爱国学生运动。以此为标志,全国的抗日救亡运动蓬勃发展起来。中华民族解放行动委员会在各地的组织也得到了恢复和发展,在北平成立了华北局,重建了北平、天津、山东、河北、绥远等省市组织。在青年学生、工人、农民和军人中进行宣传和组织活动,并在冀南和豫北地区组织农民筹集武器。抗日战争爆发后,正式成立了千余人的抗日游击队,同日寇进行斗争。上海的华东局首先恢复了上海市的组织,同时向浙江、安徽、江西、福建等省派出干部,建立组织机构,开展救亡工作。抗战初期,在安徽建立的游击第一支队和皖中人民抗日义勇军,经常对日寇进行堵击和偷袭。华南区的组织活动,由中央直接领导,主要集中在广东,在青年学生和农民中进行工作,在一些地方准备建立武装。抗战初期,成立了数百人的民众抗日游击队,在粤北,大鹏湾和广州地区开展抗日游击活动。1936年,在中国共产党的推动和领导下,各方面的抗日救国力量迅速团结起来。中华民族解放行动委员会参与策动了反蒋抗日的两广事变,提出了“立即组成反蒋政府,发动抗日战争”的政策,彭泽民发表了《致全国各界领袖书》,呼吁共同敦促“中枢当局早定国是,予人民以共同努力之具体救亡方针。”1937年“七·七”事变,中国进入抗日战争时期后,中华民族解放行动委员会在“团结抗日”的前提下,政治上以“联共”为基础,与国民党实行合作,于7月10日向国民党当局提出了实现民主政治、武装民众抗日、释放除汉奸以外的一切政治犯等八项主张。在“八·一三”淞沪抗战中,黄琪翔任第八集团军副总司令,直接参与了战斗指挥。一批干部参加了抗日部队,在前线与敌人浴血奋战。1937年冬,中华民族解放行动委员会领导人及从华北华东撤退下来的许多干部和成员,纷纷到达武汉,成立了“临时工作组”,推动成员深入到工人、学生和海员中,开展抗日宣传和发展组织的工作。在武汉期间,党的组织虽然在形式上取得半合法地位,实际上却处处受国民党的歧视与压制。在斗争的实践中,党的领导人认识到“政治上没有什么绝对的中立,总是要偏向某一方面的。我党是代表农工平民的政党,应当偏向共产党。”为了加强同中国共产党的合作,由章伯钧、彭泽湘和周恩来、王明分别代表两党在武汉举行会议。回顾了过去两党之间的关系,表示今后密切合作,共同战斗。这次会议意义深远,为以后进一步与中国共产党合作打下了政治和思想基础。

  为统一全党的认识,发挥抗战时期党的作用,1938年3月1日,在汉口召开了第二次临时代表会议(后称第三次全国干部会议)。出席会议的有章伯钧、彭泽湘、丘哲、张云川、李士豪、何世琨等30余人。会议通过了《抗日战争时期的政治主张》,提出实行全面抗战,坚持持久抗战,改革政治、改善人民生活,加强民族团结。会议还通过了《抗战时期人民自卫武装组织条例》。会议调整了中央领导机构人选,由二十五人组成中央临时执行委员会,推定章伯钧为总联络人。会议决定全国地方组织分为“后方组织”和“沦陷区组织”两类,各自根据实际情况开展工作。中央机关设在汉口华中里66号。1938年2月1日,《抗战行动》(旬刊)创办,它是党的中央机关刊物,以宣传抗日和民主为其主要内容。

  1938年10月,广州、武汉相继沦陷,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国民党顽固派采取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政策,连续发动三次反共高潮,同时对各抗日党派也采取了排斥、消灭异己的政策。中国共产党采取正确的方针策略,坚持反对投降和分裂活动,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在中国共产党的带动下,中华民族解放行动委员会积极投入了民主宪政运动,反对国民党一党专政,要求实施宪政,并积极推动国共两党之间的所有中间党派联合起来,共同对付国民党蒋介石顽固派。1940年,章伯钧、丘哲等与中共领导人周恩来、董必武、叶剑英等在重庆进行谈判,表明合作诚意,并要求中共给予帮助。周恩来等表示同意。党在政治上进一步向中国共产党靠拢。半山新村3号是抗战时期中央机关的联络点。

  1941年春,中华民族解放行动委员会为“团结中间党派,抗拒国民党的打击,同共产党合作”,在中国共产党的帮助下,参与组建了中国民主政团同盟(1944年改为中国民主同盟,简称“民盟”),从此把工作重点放在盟内,与其他进步力量团结在一起,在组织建设和政治斗争方面,都发挥了重要作用,成为民盟中的骨干。

  1945年初,在抗日战争接近胜利的时候,中国共产党提出“立即废除国民党一党专政,成立一个由国民党、共产党、民主同盟和无党无派分子的代表人物联合组成的临时中央政府,召集一个各党派和无党派代表人物的圆桌会议,成立协议,着手进行”的主张。中华民族解放行动委员会表示完全支持,并于2月创办了《中华论坛》(半月刊),揭露和抨击国民党的反动独裁统治。8月14日,日本政府宣布无条件投降。随着民族矛盾的解决,和平建国成为全国人民的共同愿望。中共中央及时提出了“和平、民主、团结”的口号,中华民族解放行动委员会积极响应,发表了《抗战结束后对时局宣言》,严厉谴责国民党顽固派发动内战的罪行,呼吁全国人民组织起来,制止内战。

  1946年1月10日,政治协商会议在重庆开幕。会议争论的焦点是军队和政权问题。中华民族解放行动委员会坚定地站在中国共产党一边,同国民党顽固派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政协会议达成的五项决议有利于人民而不利于国民党反动政府,因此,一旦蒋介石集团以为时机成熟,便撕毁了政协各项决议,命令国民党军队向解放区进攻,挑起了反人民的全面内战。11月15日,国民党在南京召开了一手包办的 “国民大会”,中华民族解放行动委员会在中国共产党的帮助和鼓励下,多次发表反对“国大”的声明,并拒绝参加“国大”。决心“要继续同共产党亲密合作,把民主革命进行到底。”

  抗日战争胜利后,中华民族解放行动委员会中央机关于1946年6月由重庆迁到上海。地方组织如上海、南京、浙江、江西、广东、四川等省市,也陆续恢复和整理,重新开展组织活动和政治斗争。

  四、改名为中国农工民主党,迎接新中国的诞生

  1947年初,由于蒋介石集团在美帝国主义支持下,坚持内战政策,国民党统治区发生了深刻的经济危机和政治危机,中国人民同美蒋反动派的矛盾进一步尖锐化。中国革命的高潮即将到来。

  为适应革命斗争的需要,担负起历史的使命,中华民族解放行动委员会于1947年2月3日,在上海召开了第四次全国干部会议。出席会议的有章伯钧、丘哲、郭则沉、严信民等数十人。会议通过了章伯钧的《党务报告》,决定改党名为中国农工民主党(简称“农工党”)。会议通过了党的章程,决议以一干会议通过的《政治主张》为基本纲领。党的路线是“同共产党密切合作,参加和支持民盟”。党的基本方针是“为和平民主而斗争”。会议选出中央执行委员25人,候补委员9人,章伯钧为主席;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10人,候补委员5人,彭泽民为主席。会议发表了《宣言》,谴责国民党反动派在美帝国主义扶植下发动内战,破坏和平建国的罪行,呼吁“全国同胞及民主党派共同推进团结,实现和平统一,建立独立富强之中国。”

  四干会议以后,农工党大力进行了组织的整顿和发展,陆续在上海、北平、江西、广东、福建、浙江、安徽、江苏、南京、四川、重庆、汉口、广西、湖南、山东、台湾、港九等省市和地区,包括一些县城,整顿和建立了地方组织;在云南、贵州和西藏地区建立了个别联系。有些地方组织同中共当地的地下组织取得联系,并在他们指导帮助下配合全国的解放战争,发动成员和所联系的群众参加各种反蒋反美的爱国民主运动。

  1947年10月,国民党政府强令民盟解散,并加紧迫害民主势力,农工党与民盟的工作被迫完全转入地下。11月,章伯钧等先后离开上海去香港,党的中央机关也随之转移到香港。在香港,各派民主力量在中共领导下重新集结。农工党同各民主党派联合或单独发表《声明》和《宣言》,反对美蒋反动派的倒行逆施。1948年9月,农工党在香港举行中央扩大会议,批判了自由主义者所标榜的“中间路线”,强调“我们与中共不仅是今天反帝反封建反官僚资本主义的革命战友,而且是建设新中国的长期合作者。”号召全党在国统区“放手发动人民参加武装,组织武装,在武装斗争中尊重中共战友,在其统一指挥下巩固合作。”为配合解放战争,加速革命胜利步伐,农工党从1948年起在中共领导下,加强了军事工作,主要是利用同国民党军队的历史关系,协助中共搜集军事情报以及在蒋军中开展策反工作,取得了一定成效。

  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的胜利,彻底摧毁了国民党军事力量,从根本上决定了国民党反动统治的覆灭。1949年2月,农工党中央向全党发出了《大力开展工作,迎接全国解放的指示》,各地组织积极贯彻执行,开展了“三护”(护厂、护校、护仓),“三保”(保产、保资、保物),“三支”(为解放军修路修桥、筹粮筹草、送伞送鞋),“三劝”(劝工商业者不要迁往香港、劝国民党军政人员不去台湾、劝中上层职员坚守岗位)的活动,为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政策,稳定人心等作出了较大成绩。

  1948年5月1日,中共中央发出号召,提议召开新政治协商会议,讨论成立民主联合政府。中国农工民主党与其他民主党派暨无党派民主人士联合通电响应。自9月起,农工党主要负责人章伯钧、彭泽民等陆续从香港进入东北解放区,参加新政协的筹备工作。1949年1月22日,农工党同其它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的代表,联合发表了《我们对时局的意见》,庄严宣布:愿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把革命进行到底。

  1949年6月15日,新政协筹备会在北平正式成立,章伯钧、彭泽民、丘哲等参加了第一次会议。9月21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在北平隆重召开。农工党出席会议的有正式代表10人,候补代表2人,参与制定《共同纲领》,选举中央人民政府。彭泽民代表农工党在大会上发言,拥护大会提出的三个文件,全面总结了中国农工民主党的历史经验,表示“要立下宏愿,要永远跟随着共产党,做毛主席的好学生,努力参加实现共同纲领的工作,并且把我们一同带至社会主义的道路上去。”1949年10月,农工党中央机关迁到北京辛寺胡同14号(后改为辛安里66号)。

  五、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积极参加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标志着中国的新民主主义革命任务已经完成,从此进入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作为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民主党派之一的中国农工民主党,也开始了新的里程。1949年11月,党在北京召开了第五次全国干部会议。会议的《政治决议》明确规定: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思想教育全党;以政协《共同纲领》为党的行动领纲。《五干会议宣言》认为,农工党在“反帝反封建的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之总路线上”,“是朝着进步的方向前进的”,“而且终于正确地、坚决地走到了工人阶级政党的旗帜之下”,表示今后“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要团结全党同志,努力于巩固人民民主专政,努力于新民主主义的建设。”

  1949年至1951年,农工党按五干会议精神,全面整顿党的组织,先后建立了15个省市和地区组织,57个省辖县市组织,核准登记的党员共1658人。结合整党,各级各地组织推动成员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把理论学习与改造思想相结合。中央还创办了刊物《学习通讯》,指导学习。1950年11月4日,农工党与其他民主党派发表了关于抗美援朝的《各民主党派联合宣言》,号召成员为抗美援朝积极参军,捐钱捐物。1950年6月,章伯钧等在政协一届二次会议上提出的《各民主党派参加土地改革的建议案》获得通过。全党一大批成员参加了土改,并在其中得到了锻炼。1951年,随着全国镇反运动的展开,农工党中央发出指示,要求各级组织结合整党进行全面清查工作。

  1951年11月下旬至12月初,农工党在北京召开了第六次全国干部会议,根据新形势的需要决定合并第五届中央执行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为中央委员会,推选章伯钧为中央委员会主席,彭泽民为副主席。并由15位中央委员组成了中央执行局。六干会议决议“以继续加强抗美援朝运动,提倡和推动爱国增产节约运动,广泛开展思想改造运动,作为当前党的三大中心任务。”“必须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进一步联系和团结城市小资产阶级,从革命的实际斗争中和国家建设的实践中去发现、培养、吸引小资产阶级中的积极分子,在大中城市中发展公教人员、专家和技术人员。”1956年,我国社会主义三大改造任务基本完成后,于是年2月农工党六届二中全会上作出决议:“扩大对中上层知识分子的团结,并以医药卫生界人士为联系和发展的重点,积极吸引医药卫生工作者参加组织。”1956年,中央机关刊物《前进报》(半月刊)出版创刊号。

  1957年6月始,全国范围内开展了反右派斗争。由于这场斗争被严重扩大化,党内一大批成员被错划为“右派”,后果十分严重。反右结束后,全党进行了一般性整风,通过批评与自我批评,广大成员加深了对加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认识,坚定了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决心。

  1958年11月中旬至12月上旬,中国农工民主党根据六干会议决议,把党的最高权力机关“全国干部会议”改称“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了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会议选举中央委员48人,候补委员17人,推选季方为中央主席团主席。从1957年反右斗争到1966年“文化大革命”前,农工党基本上停止了发展组织,主要是贯彻服务与改造相结合的方针,推动成员学习政治理论和时事政策,做好岗位工作。1960年7月举行的七届二中全会作出了“学习毛主席著作,逐步改造世界观”的决议。各级组织普遍采用了“神仙会”方式和“三自三不”(自己提出问题,自己分析问题,自己解决问题;不抓辫子,不扣帽子,不打棍子)原则,收到了一定效果。1961年,中央机关刊物《前进报》改为《前进》(月刊)。1962年12月,七届三中全会要求全党认真进行一次爱国主义、国际主义、社会主义的思想教育,对于推动和帮助成员及所联系的群众认清形势,明确方向,调动为社会主义服务和加强思想改造的积极性,起到了很好的作用。

  1966年8月至1976年10月,在“文化大革命”中,中国农工民主党各级组织遭到毁灭性破坏,广大干部和成员遭受残酷迫害,活动被迫停止,长达十年之久。

  1977年12月,中国农工民主党在中国共产党的帮助下正式恢复活动。各级组织开始恢复整顿,组织成员学习中共和政府的重大方针和重要文件,摆脱“左”的影响,协助有关部门落实政策,为成员的冤假错案平反,并积极参加政治协商和民主监督,努力在国家的政治生活中发挥作用。

  六、发挥参政党作用,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努力奉献

  1978年12月中国共产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标志着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历史性转折。全会开始全面认真地纠正“左”倾错误,重新确立了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作出了把全党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战略决策,提出了加强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建设的任务。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爱国统一战线经过拨乱反正,也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为适应新形势和新任务的要求,中国农工民主党于1979年10月中旬至下旬,在北京召开了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会议通过了周谷城作的《在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的道路上前进》的工作报告和党的章程;选举中央委员62人,候补委员27人。八届一中全会上季方当选为中央委员会主席,周谷城、沈其震、严信民、徐彬如、叶桔泉为副主席。

  “八大”总结了自“七大”以来21年的工作,指出:“党的政治面貌和组织面貌发生了根本的变化”,“绝大多数成员都已经是为社会主义服务的劳动者,是社会主义的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我党“已经成为社会主义知识分子特别是以医药卫生界知识分子为主要成分的社会主义劳动者和拥护社会主义的爱国者的政治联盟,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政党。”提出,党在今后一个时期的中心任务是: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维护和发展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把工作重点坚决转移到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上来,为实现祖国统一,为加速四化建设,为维护世界和平而奋斗。

  “八大”以后,农工党的一项重要工作,就是加强对成员的思想政治教育,组织他们认真学习中共和国家的重要文件,学习邓小平同志的著作,不断提高对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的认识,帮助他们摆脱“左”的影响,消除余悸,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广大成员增强了对社会主义事业的责任感,在各自的岗位上充分发挥主动性、积极性和创造性,做出了可喜的成绩。各级地方组织,充分发挥智力优势,组织成员面向社会,开展咨询和社会服务活动,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生动景象。进入新的历史时期后,我国各级人大、政协工作和社会主义法制建设逐步加强,社会主义民主也得到发展,全国呈现出安定团结、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农工党各级组织积极参与政治协商和民主监督,在宣传中共和国家的各项方针政策、反映人民群众的愿望和要求、为四化建设提出意见和建议等方面,都发挥了积极作用。“三胞”工作也步入新的轨道,在“内引外联”、协助政府落实侨务政策方面,做了大量工作。继续协助有关部门落实知识分子政策,进一步复查平反了成员中的冤假错案,改正了错划的“右派分子”,解决了一些疑难问题。从1980年起,农工党恢复组织发展,适当吸收成员。至1983年11月,省、自治区、直辖市组织增至15个,省(区)辖市、县组织增至67个,成员增至1万3千余人。

  1983年11月下旬至12月初,中国农工民主党在北京召开了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薄一波代表中共中央到会致贺词并讲话。会议通过了周谷城的《团结一致,振奋精神,全面开创我党工作新局面》的报告和新党章,选举中央委员会委员127人,候补委员25人。九届一中全会选举季方为中央委员会主席,周谷城、沈其震、刘树勋、严信民、徐彬如、叶桔泉、卢嘉锡、方荣欣为副主席。“九大”要求全体成员坚决拥护中共中央关于整党的决定,本着风雨同舟、荣辱与共的精神,帮助中共整风,并在实践中锻炼自己。要求各级组织必须坚持四项基本原则,遵照中共“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肝胆相照、荣辱与共”的方针,努力开创全党工作的新局面。“九大”以后,农工党认真贯彻中共“十二大”精神,思想空前活跃,工作领域不断开拓,组织建设有很大发展,自身建设也得到加强。

  1、较好地发挥了政治协商、民主监督职能。随着国家政治体制改革,农工党在参加政治协商、参与国家事务管理、实行民主监督等方面,积极提出意见和建议,为国家决策民主化科学化发挥了应有的作用。

  2、进一步开拓了为四化建设服务的新局面。在继续推动成员做好本职工作的前提下,按照“实事求是,量力而行,拾遗补缺、讲求实效”的原则,面向社会,开展了多领域、多渠道、多层次的咨询服务,并以贵州、内蒙古为重点支援地区,成立了西南“四省五方”和华北五省市区两个横向联系的咨询服务协作区。陆续创办了一批大专、中专业余学校。

  3、加强了对成员的思想政治工作。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农工党组织不断发展,一批新人进入党内。对成员持续不断地进行思想政治教育就成为农工党一项带根本性的日常工作。各级组织随时结合形势和重大方针政策的实施,围绕中心任务,帮助成员自我教育,提高广大成员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理论和基本路线的认识。在1986年底至1987年初,社会上出现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时,农工党各级组织和广大成员在青年学生中做了大量工作,为维护政治稳定,保持安定团结做了大量工作。

  4、“三胞”联谊工作和人民外交活动迈出了新步伐。农工党在“立足国内,面向海外”方针指导下,运用自身条件,对“三胞”“宣传政策,加强联系,广交朋友,争取人心”,为“三引进”牵线搭桥,做了很多工作。部分领导人参加了全国人大、全国政协访问团或个人应邀出访了欧、美、亚、澳等地区的许多国家,增强了友谊,加强了联系。

  5、组织面貌发生了很大变化。农工党坚持“巩固与发展相结合”的方针,进行组织建设,截至1988年“十大”前,成员增至3万8千余人,建立了27个省级组织,市、县组织163个,形成了一个全国规模的组织体系。

  1986年末至1987年初召开的农工党九届三中全会同意季方辞去中央委员会职务,推举他为名誉主席。选举周谷城为中央委员会主席,增选姚峻、章师明、田光涛、杨烈宇为副主席。

  1987年6月,农工党为及时解决工作方针任务问题,以及实现领导班子新老结合和交替中的有关问题,在北京召开了全国代表会议。宋任穷代表中共中央到会致贺并讲话。会议通过了《关于中央和省级组织设立荣誉职务的决定》等4个文件。替补34名候补中央委员为中央委员,增选中央候补委员16名。选举中央咨监委员会委员44名,正式成立了第一届中央咨监委员会,卢嘉锡为主席,何世琨、李健生、郭秀仪、邓昊明、李洁之、梅日新为副主席。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由于实行改革开放方针,我国国民经济取得长足发展,活力不断增强,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建设稳步进行。但也出现了一些前进中的问题。为此,在1988年,中共中央十三届三中全会提出了在坚持改革开放总方针前提下,认真治理经济环境,整顿经济秩序和全面深化改革的指导方针和政策措施。为适应新形式和新任务的要求,农工党于1988年11月,在北京召开了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芮杏文代表中共中央到会致贺词。会议通过了卢嘉锡的《团结起来,沿着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继续前进》的工作报告和新党章。选举中央委员会委员160人,中央候补委员25人,中央咨监委员会委员87人。大会推举周谷城为中央名誉主席。十届一中全会选举卢嘉锡为中央委员会主席,方荣欣、姚峻、章师明、田光涛、杨烈宇、光仁洪、翦天聪、陈灏珠为副主席。在中央咨监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沈其震当选为中央咨监会委员会主席,叶桔泉、李健生、郭秀仪、邓昊明、李洁之、梅日新为副主席。

  “十大”以后,农工党为适应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多党合作的新形势,认真学习贯彻“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和《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意见》,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积极参加了各种协商会、座谈会、通报会,就政治、经济、文教、卫生等各方面的重大问题提出意见和建议,发挥了政治协商、民主监督作用。特别是通过调查研究,获得了大量第一手资料,就发展中医药事业、搞好计划生育、改革医疗制度、高校师资队伍建设等问题,提出了很有价值的意见。

  在1989年我国发生的那场政治风波中,农工党顾全大局,在困难的情况下,不少组织和许多成员做了大量工作,维护了社会的稳定。全党同志及时学习了中共和政府的有关文件和政策法令,提高认识,统一思想,在政治上与中共中央保持了一致。

  广大成员在各自岗位上,继续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奉献自己的才智和力量,成员获各种荣誉称号的有3500人次。咨询服务工作已从微观咨询服务向宏观的战略咨询和国是咨询领域扩展,其他社会服务工作也有所进展。在吸引“三胞”来大陆投资,提供技术设备、培训人才、捐款赈灾等方面,又迈出了新步伐。

  中央咨监委员会在维护社会稳定和党内团结,推动老同志为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发挥余热方面,也做了不少工作,发挥了应有的作用。

  1992年春,邓小平同志南巡并作了重要讲话,极大地鼓舞了全国各族人民。广大干部和群众思想更加解放,眼界更加广阔,精神更加振奋。10月间,中国共产党第十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明确提出了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全面总结了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经验,确定了今后一个时期的战略部署,号召进一步解放思想,更新观念,抓住机遇,加快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步伐。夺取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更大胜利。农工党为学习贯彻中共十四大精神,进一步发挥参政党作用,为更好地实现我国的经济腾飞和促进社会的全面进步作出新贡献,于1992年12月上旬,在北京召开了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李铁映代表中共中央到会致贺词。会议通过了卢嘉锡的《解放思想 实事求是 团结一致 真抓实干 为夺取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更大胜利作出新贡献》的工作报告、新党章和《第二届中央咨监委员会工作报告》,选举中央委员会委员154人,候补委员18人,中央咨监委员112人。周谷城为中央名誉主席。十一届一中全会上选举卢嘉锡为中央委员会主席,方荣欣、姚峻、章师明、田光涛、杨烈宇、翦天聪、陈灏珠、阎洪臣、宋金升、蒋正华为副主席。中央咨监委员会三届一次全会上,选举沈其震为中央咨监委员会主席,郭秀仪、邓昊明、李洁之、梅日新为副主席。

  “十一大”以后,农工党在《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意见》精神指导下,参加国家政权,参与国家管理,参与国家方针、政策、法律法规的制订实施,为促进改革开放,巩固和发展爱国统一战线,推动祖国和平统一,发展科技文化特别是发展医药卫生事业方面,发挥自身优势,又作了新的贡献。

  七、参政议政工作出现新局面

  1、参与政治协商,促进决策的民主化科学化。中共十四大以后,我国进入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关键时期,改革开放的力度逐步加大,有关举措出台较多。政治、经济和社会生活领域都出现了一些新的问题。针对这种情况,农工党中央和各级地方组织,认真学习中共中央有关文件,深刻领会精神实质,围绕协商议题,进行认真研究,提出意见和建议。中央和地方组织主要领导人积极参与国家和地方大政方针及重大决策的协商,参加各级中共党委举行的多种形式的协商活动,列席国务院和地方政府的有关会议约1400余次。其中农工党中央主要领导人出席中共中央、国务院召开的民主协商会、座谈会近60次。分别就国家和地方领导人人选、政府工作及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和法制等一系列大政方针,发表意见,为决策的科学化民主化起到了积极作用。

  2、参与国家事务管理尽职尽责。农工党有180位党员担任各级政府部门的领导职务,有1457位党员担任各级人大代表,有5672位党员担任各级政协委员,他们认真履行自己的神圣职责,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尽心尽力。农工党中央领导人应邀多次参加重要国事和外事活动。1997年7月1日,香港顺利回归,洗雪了我国百年耻辱,是一件举世瞩目的世纪盛事。农工党中央副主席方荣欣作为中国政府代表团成员,参加了于6月30日在香港举行的中英香港政权交接仪式。

  3、参与法律法规的修改,促进民主法制建设。农工党中央先后参与了对《教育法》、《劳动法》、《反贪污法》、《行政诉讼法》、《技术成果转让法》、《高等教育法》等法律法规草案的修改工作。1995年初,农工党中央提出了《加快安全生产立法的建议案》,引起全国政协、劳动部的高度重视,并专门召开座谈会,促进了这项法律的制订。同时,农工党各级地方组织也积极参与了地方法律法规的修改和制订。

  4、参与监督检查,履行民主监督职能。农工党中央和各级地方组织,发挥各自的特点和优势,就群众普遍关心的热点问题拟出课题,深入调查研究,向有关部门提出改进建议,发挥了民主监督作用。农工党中央派员参加了中共中央、国务院反腐败三项规定落实情况的检查,提出的建议,得到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的肯定和采纳。配合政府开展了对《环境保护法》、《教师法》、《审计法》等法律执行情况的检查。参加了财政、物价、环境保护、土地管理和耕地保护等方面执法情况的检查。有664名党员被聘为各级特约检察员、监察员、审计员和教育督导员。

  5、发挥在人民政协中的作用,为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建言献策,“十一大”以后的几年中,农工党在各级政协的各次会议上提交的提案达到22000件,有些还被全国政协评为优秀提案。提案内容包括:医疗卫生改革、振兴祖国传统医药,推动实施计划生育和环境保护基本国策,促进发展农村经济,加强社会治安,搞好国有大中型企业,加强精神文明建设,贯彻“科教兴国”战略,加强耕地管理,加强文物保护等。

  八、社会服务工作拓宽了新领域

  1、参与国是咨询,为宏观决策提供服务。从1989年至1996年,农工党中央主席卢嘉锡每年都带队考察咨询,先后到河北省秦唐沧渤海湾开发区、贵州省的毕节地区、广西壮族自治区的百色地区、陕西省的榆林地区、内蒙古自治区的包头地区、福建省的龙岩地区、河北省的廊坊地区,对区域性经济发展提供战略咨询服务,并就有关重大问题写出书面材料,上报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得到有关领导的充分肯定。农工党中央驻会副主席先后参加了各民主党派中央和全国工商联领导人赴山东、苏南、浦东地区、京九铁路沿线部分省市以及三峡工程的考察活动。江泽民等中共中央领导人对这些考察十分重视,亲自主持座谈会,对农工党的汇报和建议给予了很高评价。

  2、发挥自身优势,办学办医,为经济建设服务。农工党中央和各地方组织先后开办各类学校80余所,注重社会效益,保证教育质量,为发展经济培养了大批有用人才,赢得社会广泛赞誉。一些地方组织还建立了各具特色的门诊部,举办医疗保健讲座,进行健康宣传教育,利用节假日义诊等。1995年,为纪念抗日战争胜利50周年,我党中央组成赴太行和沂蒙山区医疗慰问团,为老区人民义诊。

  3、举办国际科学与和平周活动。1988年,联大第43届大会通过决议,每年11月11日所在周为“国际科学与和平周”。农工党作为该活动的主办单位之一,自1993年以来,各级组织以越来越大的规模参加了这一活动,多次受到中国组委会的表彰。1995年被授予“和平使者”称号,1996年全国大型义诊活动被评为“优秀活动”,1997年获“特别贡献奖”。

  4、智力支边,定点扶贫。为配合国家如期完成“八七扶贫攻坚计划”,农工党各级组织为智力支边、扶贫开发做了大量工作。农工党中央配合中共中央统战部、国家民委、国家科委在支援广西百色、贵州毕节、黔西南方面做了大量工作。对毕节地区发展战略提出了许多可行性建议,加快了毕节脱贫的步伐。农工党中央对贵州省大方县实行定点扶贫,投入了一定财力,推广农业适用技术,扶植种养业,建立信息中心,开办技术学校等,取得了一定成效。

  5、建立中国初级卫生保健基金会。1977年,世界卫生组织提出“2000年人人享有卫生保健”的全球战略目标,1986年,我国政府对此作了庄严承诺。农工党中央为协助政府实现这一目标,从1994年着手筹建中国初级卫生保健基金会,并向各地方组织发出《关于向中国初级卫生保健基金会捐助的通知》。1997年6月20日,中国初级卫生保健基金会正式成立。全国人大、卫生部、中央统战部等有关领导到会祝贺。基金会成立后,广开集资门路,争取各方面的支持,积极开展健康扶贫工作。

  九、三胞联谊工作又有新进展

  1、农工党中央主办的中国中医药研究促进会和各地的分会,充分利用自己的优势,为“以医会友,以医促贸,以医促通”创造条件,与台湾、香港、澳门及海外的中医药同仁举行交流与联谊活动。福建、广东两省的组织成立分会时,台湾、香港、澳门和新加坡的中医药界专家学者,应邀前来祝贺,有的人受聘为分会事理,有的则介绍台胞前来治病。1994年12月,中国中医药研究促进会在北京主办了首届海峡两岸中医肾病医疗与保健学术研讨会。到会的有专家学者100余人,其中台湾代表31人,还有港澳和美国日本的代表。会议开得很成功,架起了海峡两岸中医药交流的桥梁,对促进祖国和平统一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

  2、我党各地方组织和广大党员发挥各自优势,与台、港、澳地区和世界各国建立了不少联系,开展了多领域、多层次、多渠道、多形式的交流与交往。有些同志利用专业特长,“以医会友”、“以文会友”、“以艺会友”、“以棋会友”,有的通过校友会、同乡会、宗亲会等广交朋友,联络感情,有的为弘扬祖国文化,多次赴台港澳演出、讲学,起了“高架桥”作用。他们在宣传政策,介绍形势,争取人心方面都做了不少卓有成效的工作,取得了可喜的成绩。

  3、几年来,农工党中央领导同志接待“三胞”人员百余人次,送往迎来,热情周到,影响很好。

  十、自身建设再上新台阶

  1、学习基本理论,加强思想建设。1994年,农工党召开了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提出用三年时间,在全体党员中广泛开展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学习活动,重点是学习《邓小平文选》第三卷。12月,农工党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决议》强调“全党要把思想建设放在首位,认真学习《邓小平文选》,掌握理论,联系实际,进一步坚定建设有中国物色社会主义的信念,提高执行'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的自觉性”。各级组织响应中央号召,制订计划,分层分批地开展了学习活动。中央机关举办了分批脱产学习《邓小平文选》第三卷读书班。这次学习活动,由于各级组织领导重视、措施得力,因而取得了比较显著的成绩。1995年12月,农工党十一届四中全会作出了《关于表彰学习基本理论有突出成绩的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的决定》,根据各地方组织的评选推荐,表彰了包括中央机关在内的33个先进集体,27名先进个人。

  2、建设跨世纪的干部队伍。为了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不断保持农工党的组织活力,保证农工党以朝气蓬勃的精神面貌进入新的世纪,建设一支跨世纪的后备干部队伍就成为至关重要的问题。“十一大”以来,农工党已着手开展了这方面的工作,并取得了初步成效。1994年3月,农工党十一届四次中常会作出了《中国农工民主党中央关于加强组织建设若干问题的决定》。4月,在宁波召开了全国组织工作会议。1995年7月召开的十一届八次中常会通过了《中国农工民主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加强后备干部队伍建设的决定》,指出:“加强后备干部队伍建设和选拔接班人,是当前和今后一段时期我党组织建设头等重要的工作”。1995年12月,农工党十一届四中全会补选李蒙为副主席,同时增选中央常委3名、中央委员5名,补选中央候补委员3名。1996年4月,农工党十一届十一次中常会通过《中国农工民主党中央委员会关于中央和省级组织换届工作的决定》。为落实这次会议提出的任务,7月,在张家界召开了农工党全国组织工作会议,为1997年各级地方组织换届工作做准备。1996年12月,农工党十一届五中全会上,增补中央常委7名、中央委员10名、中央候补委员3名。1997年3月,十一届十四次中常会增补中央委员4名。1997年,省级组织换届工作全面铺开,至农工党“十二大”召开前,已有29个省级组织完成了换届。新的领导班子成员素质普遍提高,年富力强,有较高的政治水平和很强的工作能力,为带领广大党员开拓进取提供了组织保障。

  3、基层组织出现新面貌。农工党“十一大”后,坚持吸收党员注重素质,稳步发展,成熟一个,发展一个,成熟一批,发展一批。许多地方组织都总结“选好基层领导班子,搞好基层同中共基层的关系,抓好围绕中心开展基层活动”的经验,广大党员不断增强参政议政的积极性和责任感。基层组织普遍呈现出崭新面貌,涌现了许多学习政治理论和为两个文明建设服务的先进集体。

  截至1997年底,农工党共有党员67071人,省级组织30个,市、县级组织225个。

  1997年9月,中国共产党第十五次全国代表大会胜利召开。大会把作为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继承和发展的邓小平理论确立为全党的指导思想,提出“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全面推向二十一世纪”的伟大号召,大大地振奋了全国人民的精神。农工党为学习和贯彻中共十五大精神,总结“十一大”以来的经验,确定今后一个时期的工作目标,全面推进自己的工作,于1997年10月底,在北京召开了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罗干代表中共中央向大会致贺词。会议通过了卢嘉锡《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认真履行参政党职能,为实现跨世纪宏伟目标贡献力量》的工作报告、新党章和决议。大会选举了新的领导机构中央委员会,188人当选为中央委员。大会一致推举卢嘉锡为名誉主席。大会还通过了给不再担任农工党领导职务的老同志的致敬信。十二届一中全会上,选举蒋正华为中央委员会主席,姚峻、章师明、陈灏珠、阎洪臣、宋金升、李蒙、朱兆良、陈建生、陈宗兴、张大宁为副主席。推举方荣欣、田光涛、翦天聪、郭秀仪为名誉副主席,宋鸿钊、管仲伟、邓昊明、梅日新、王大鲁为顾问。

  农工党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是一次历史盛会,实现了跨世纪的新老交替和政治交接,为顺利进入21世纪,开创农工党工作新局面,奠定了组织基础和思想基础。大会通过对中共十五大精神的学习,深入理解邓小平理论的伟大意义,认识到农工党的工作只有在邓小平理论指引下,才能在国家政治生活和经济建设中很好地发挥作用。

  农工党七十年来发展的历史,体现了中国的社会性质和政治斗争的特点,也体现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统一战线的巨大力量。作为一个民主党派,由于始终坚持正确的政治方面,没有离开中国革命的轨道,由于在革命斗争的实践中,逐渐从靠拢中国共产党,争取中国共产党的帮助到完全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所以总是随着革命的进程而不断巩固和发展,显示了蓬勃的生命力,日益发挥着作用。可以这样说,没有中国共产党,就没有今天的中国农工民主党。

  农工党中央党史资料研究委员会

  一九九八年五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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